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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凌絕頂:1960年中國人探險珠峰的壯烈歷史

        楊麗娟

        2018年06月07日11:33    來源:北京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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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登山隊創造的奇跡傳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邊界條約》正式簽署,兩國歷史上遺留的邊界問題得到解決。

        先遣組在觀察北坳。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營受到熱烈歡迎。

        在5120米大本營舉行升旗儀式。本文圖片由翁慶章提供

        1923年,英國探險家喬治·馬洛里被《紐約時報》問到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瑪峰時,他回答說:“因為山在那里。”留下這句傳世名言的馬洛里,最終沒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徹底失聯。

        上世紀50年代,英國和瑞士登山隊先后從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成功登頂珠峰。但在中國境內的北坡,始終無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巔,包括馬洛里在內的英國人數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們得出結論,想從北坡攀登這座“連飛鳥也無法飛過”的山峰,“幾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點20分,成立時間不足5年、隊員平均年齡24歲的中國登山隊,艱難地將五星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從北坡登頂的壯舉。

        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話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打破。驚嘆于今人登頂速度越來越快的人們很少知道,借助當年登山隊員們在巖壁上艱難打下的鋼錐而架起的金屬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們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輕的中國登山隊經歷了怎樣的波折命運和極限挑戰……

        蘇聯登山界的建議

        1957年11月,一封來自蘇聯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蘇聯部長會議體育運動委員會登山協會主席團,簽名是蘇聯的12名知名登山運動員。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向你們提出要求,要求允許組織蘇中聯合爬山隊,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年紀念的獻禮。”

        埃佛勒斯峰,是英國人自19世紀中葉起對珠穆朗瑪峰的稱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輿全覽圖》中,中國人已將這座山峰命名為“珠穆朗瑪峰”。因此,我方后來回信時用了“珠穆朗瑪峰”,之后蘇方也用了珠峰的稱謂。

        邀請中國共同攀登高山,蘇聯人并非一時興起。

        曾是我國第一支登山隊運動員兼醫生的翁慶章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蘇聯的登山運動已很普及,只是,蘇聯本國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運動員們登頂過,由此,他們想到了擁有眾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鄰邦——中國。

        因蘇聯群眾性登山活動都由工會系統管理,大型登山活動才歸體委負責,1955年3月,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訪問蘇聯時,對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國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爾山。那時,剛剛成立六年的新中國百廢待興,群眾體育運動還算蓬勃發展,但現代登山運動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邀請下,中華全國總工會派出了4名學員赴蘇學習現代高山登山技術。第二年春天,蘇方又派2名登山教練來華,在北京西郊八大處培訓了新中國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運動員,翁慶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時的登山隊隊長史占春、副隊長許競以及骨干隊員劉連滿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參加培訓的很多運動員一樣,翁慶章原來的工作與登山幾乎毫無干系。他本是鞍鋼總醫院的醫生,偶然得知全國總工會在各行各業招募登山學員,大學時就愛好籃球、田徑的他還以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興高采烈報了名。26歲的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報名,竟讓他在幾年后成了中國首征珠峰的親歷者。

        培訓結束后,以這批學員為主要隊員的中國第一支登山隊——中華全國總工會登山隊,先登上了陜西秦嶺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與蘇聯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這樣良好合作的基礎上,才有了1957年的蘇聯來信。

        來信經過層層批轉,到了時任體委常務副主任蔡樹藩桌上。蔡樹藩與同事們討論后認為,我方在運動員、資金、裝備等方面的條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來總理曾指示我國西藏邊境目前不能開放,因此初步意見是婉拒。

        許多年后,翁慶章在體委檔案館發現,“當年主管外事的陳毅、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都已經批示同意了體委‘婉辭謝絕’的意見,就差正式回復蘇聯了。”

        沒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轉機。原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體委主任的賀龍,一直對此事很積極。賀龍與體育早有不解之緣,抗戰時期他麾下的120師就以“仗打得好、生產搞得好、體育搞得好”而聞名,他親手組建的120師“戰斗籃球隊”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積極態度,加上蘇駐華使館對此催問的推動,最終,周恩來總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見:“可以考慮來”。

        偵察組進山

        總理拍了板,接下來就是緊鑼密鼓的籌備了。1958年夏天,中蘇雙方在北京新僑飯店會談,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動計劃:1958年偵察,1959年試登,1960年登頂,并達成共識,高山裝備、高山食品由蘇方負責,中方負責全部人員、物資從北京至珠峰山下的運輸,以及較低海拔的物資裝備。

        今天看來,不管是運輸人員,還是登山物資,都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在當年,僅準備物資就是千頭萬緒:請國家計委、經委特撥足以防寒的優質鴨絨、尼龍絲,通過解放軍后勤部幫忙調撥專供高寒地帶執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門求助能在高山低壓環境下燃燒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飯、燒水……

        千頭萬緒的準備工作中,耗資最大、工作最繁雜的一項要數修建從日喀則至珠峰腳下的進山公路。上世紀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設尚不發達,從拉薩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則,而要去珠峰山下,還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這300多千米說是山路,其實幾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險峻的高山峽谷地段,僅容一人貼著峭壁小心翼翼通過。1958年之前,就連本地區的藏族人也很少到這里來。若要運物資,只能靠牲畜馱運。

        按照計劃,中蘇合登珠峰時需要運約40噸物資進山,如果不修路,單從日喀則到珠峰腳下,就得500匹牲口運上半個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隊員和其他工作人員一路顛簸,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這樣的地方修一條進山公路,又談何容易?西藏地區經濟尚不發達,國家建設也正是處處用錢的時候,但為了支援中蘇登山隊,同時考慮到西藏今后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央還是特批了幾百萬元經費。為更好地爭取地方支持,賀龍還特意寫了條子給他的老部下、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請其盡力支援。

        就這樣,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軍工在日喀則以西的荒野中,熱火朝天地開工了。

        西藏這邊忙著修路,在北京,中蘇聯合登珠峰偵察組也準備動身了。偵察組一行20余人,除了運動員,還有氣象、電臺、醫務等工作人員,此外,還包括3名蘇方成員。考慮當時東西方“冷戰”的國際環境,中蘇合登珠峰一事對外還是保密的,神秘的偵察組對外一律稱“國家體委參觀團”。

        1958年10月底,偵察組一行先乘軍航到拉薩,又轉汽車抵達日喀則。11月2日,日喀則以西初見雛形、尚未完工的簡易公路上,出現了一支將近200人的浩浩蕩蕩的隊伍。隊伍中間是偵察組人員,前后則是150名全副武裝的警衛部隊戰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馬匹、毛驢,整個隊伍行進起來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偵察這樣的體育活動,為什么還要動用軍隊護送?翁慶章解釋說,當時西藏還有匪情,為保證安全,西藏軍區派了一個連外加一個火炮排。不僅如此,在北京時,體委還向總參謀部借用了一批槍支彈藥。進山前,不管是運動員還是科考、醫務人員,都要進行射擊訓練,進山時,每人都配備一支手槍、一支步槍。這并非小題大做,實際上,就在偵察組進山前一個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擊了一輛從日喀則返回拉薩的軍車,導致16名解放軍醫務工作者全部遇難犧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臨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險,殊不知,這些最早進山的開路者,竟還要提防流竄叛匪的威脅。

        從日喀則到珠峰山下的絨布寺,一行人浩浩蕩蕩走了15天。所幸,途中雖聽到過意外槍聲,但最終有驚無險。偵察組成員很快忙碌起來,安營扎寨,分組上山偵察路線,建立大本營,架設無線電臺,建立氣象觀測站,開動汽油發電機……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11月底,珠峰極寒的冬季來臨,偵察組的任務基本完成,大部分隊員離開珠峰,只留下氣象組、水文組、電臺組的十幾名工作人員繼續在山區工作。那時,偵察組隊員們還不知道,向他們熱情告別的蘇方人員,很快就要從自己主動提議的中蘇合登珠峰活動中退出了。

        叛亂與變卦

        按照中蘇聯合攀登珠峰的計劃,1959年雙方應共同到西藏試登。這年年初,中方全體人員率先抵達拉薩,開始了新一輪的集中訓練。

        此前,登山隊已經由全國總工會劃歸國家體委。這次進藏前,體委任命了史占春擔任中蘇聯合登山隊隊長、中國隊隊長,許競任登山隊中國隊副隊長。兩人從中國第一支登山隊成立時起,就都是骨干人員。

        1959年2月4日,當翁慶章隨兩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裝備、食品抵達拉薩當雄機場時,二次進藏的他立刻感覺到當地的局勢比起1958年底緊張了許多:上一次護送偵察組時,西藏軍區只派了一個班十來個戰士,這一次卻是兩輛裝甲車一前一后護著他們的小車隊。詢問之后才知道,原來拉薩附近的匪情加劇了,以貢布扎西為首的武裝叛匪,經常毀壞橋梁,伏擊汽車,對拉薩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嚴重障礙。

        翁慶章告訴記者,原本,登山隊每天在拉薩進行越野長跑等體能訓練,還到附近山區訓練運動員對高山惡劣自然條件的適應能力和冰雪作業技能。由于時局趨緊,體能訓練改在拉薩市內的軍區大院內進行,運動員在念青唐古拉山區的野外訓練也匆匆結束。

        不久,為應對緊張的局勢,西藏工委指示,拉薩市內的干部職工共同成立民兵團。100多人的登山隊紀律嚴明,且早就經過射擊訓練,連武器配備都是現成的,特殊的局勢下,登山隊伍很快變成了頗具戰斗力的民兵連,每天同時進行體能訓練和軍事訓練。

        翁慶章回憶說,當時登山隊住在布達拉宮附近的交際處,后門距離軍區大門大約八九十米,進入3月初,山雨欲來風滿樓,他們還用了好幾天時間,挖了一條通往軍區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隊員們日夜輪流站崗巡邏,完全是戰備狀態。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隨登山隊進藏的攝影師沈杰那時也在拉薩,后來他在《我的足跡》一書中這樣寫道:“拉薩各機關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準備自衛,拉薩街頭和公路上已經看不到我們的車輛,拉薩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公開發動叛亂,叛匪們明目張膽地包圍西藏工委和軍區機關。3月20日凌晨,拉薩武裝叛亂的槍聲響起,上午10時,解放軍開始全面反擊。激烈的槍炮聲中,一顆炮彈落在了登山隊所在的交際處大門口,炸傷了一名解放軍機槍手,翁慶章和其他幾個登山隊員趕緊抬著擔架去救傷員。“抬著擔架穿過大約兩個籃球場長度的院子,只聽得子彈在頭頂呼嘯而過,別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經88歲的翁慶章,至今仍覺得難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瑪高峰的國家登山隊,竟然親歷了一場平叛斗爭。

        3月22日,占據布達拉宮的叛亂分子投降,解放軍進入布達拉宮。由于解放軍駐拉薩的人數有限,登山隊民兵連還承擔起了搜索布達拉宮和押運俘虜的任務。直到4月初,考慮到合登珠峰的任務還要繼續,史占春隊長宣布,登山隊大部分人員離開拉薩轉到新疆訓練。

        與此同時,中央不得不通知蘇聯方面,為了運動員的安全,建議中蘇聯合攀登珠峰活動暫緩,一旦問題得到解決,立即恢復登山。按照預定計劃,蘇方隊員將于3月下旬在拉薩與中方會合。蘇聯運動健將、蘇方隊員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憶:“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專機,蘇聯登山隊一行及物資由莫斯科飛北京。就在動身的前一天,蘇體委緊急通知……任務取消,原因未說……”已經整裝待發、躊躇滿志的蘇聯運動員們頓時一片驚愕,失望不已。幾天后,他們看到中國西藏的新聞,才明白個中緣由。

        直到這時,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隊友們還以為任務只是暫時推遲了,孰料,由于兩黨關系的惡化擴大到政府層面,他們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徹底破滅了。

        1959年秋天,隨著西藏局勢趨于穩定,中方從10月開始多次邀請蘇方來北京繼續商談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時,蘇方卻一反過去的積極態度,幾番推脫,閃爍其詞。直到1959年11月24日,蘇方的兩名代表才姍姍來遲,抵達北京。雙方會談時,兩名代表借口技術上準備不夠,稱1960年繼續執行攀登珠峰的任務有些勉強,建議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務推遲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考慮到我方已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則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資甚多,此前,還特意與西藏聯系過請地方維修保養公路,以確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間公路暢通。我方便讓步提議,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讓雙方隊員在珠峰地區活動適應,可惜,蘇方的態度仍是一味推脫。

        事實上,當時中蘇關系已經走向決裂,只是還沒有公開化。早在這一年6月,蘇聯就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推脫登山一事,其實也是蘇聯高層顧忌政治因素而已。當年參加中蘇雙方會談的翻譯周正就曾告訴翁慶章,蘇方代表、也是原擬擔任蘇方登山隊長的庫茲明私下聊天時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機會難得,運動員都愿來”,只要上層同意,隊員一周便可集中,兩個月可以訓練完畢。

        既然蘇方態度如此,最初由蘇方提議、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動,注定無法繼續了。

        “我們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賀龍把體委副主任黃中、登山隊隊長史占春等人請到辦公室,問大家:“如果蘇聯不參加,我們自己攀登珠穆朗瑪峰有成功的把握嗎?”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難,我們可以盡力去克服。有個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裝備。”

        按照中蘇原先的協議,高山裝備、高山食品由蘇方負責,眼下要自己單獨攀登,蘇聯顯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國內目前還不能生產這種裝備,怎么辦?賀龍提議:“我們可以到國外去買!你們搞一個預算,我們給劉少奇主席寫報告,請他批外匯。”接著,他又給大家鼓勁兒:“他們不干,我們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們的脖子。中國人民就是要爭這口氣,你們一定要登上去,為國爭光。”

        1959年的中國正處于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但國家體委致函國家計委、外貿部申請70萬美元外匯后,還是很快得到了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批準。1960年元旦剛過,史占春和翻譯周正就趕赴瑞士采購了高山帳篷、鴨絨夾層登山服、鴨絨睡袋、高強拉力的尼龍繩、氧氣裝備及便攜式報話機等裝備。采購完成,如按常規商貿往來,還得走海運回國,但時間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適合攀登的時間只有短短兩個月。為了趕時間,體委請民航協助,包租了一架專機從北京直飛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點才在3月20日運回了6噸重的高山裝備。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裝備商店采購時,竟無意中得到了一個重要信息。瑞士店員指著不遠處的另兩名亞洲顧客說,他們是印度陸軍登山隊的采購人員,印度也正準備1960年從南坡攀登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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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張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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