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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僧玄奘的四種形象,哪一種形象更接近真實?

        王充閭

        2018年03月12日11:37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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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舉世聞名的翻譯家、佛學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在文學作品、歷史文獻、民間傳說及國外影響中呈現為不同的形象。究竟哪一種形象更接近真實?

        印度學者指出:“如果說,征服者通過戰爭征服給許多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的話,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顧個人安危得失,遠涉千山萬水,傳播和平的聲音。中國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這樣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作為舉世聞名的翻譯家、佛學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在文學作品、歷史文獻、民間傳說及國外影響中呈現為不同的形象。究竟哪一種形象更接近真實?

        搜索關于“唐僧玄奘”的網頁,實在驚詫不已。絕對沒有想到,人們對這位亦人亦神的古代和尚,竟然如此感興趣。當然,許多人是沿著“戲說”的路數,拿他當“話耍子”來搞笑的,什么“唐僧辦教育”“唐僧的隱私”“唐僧評先進”“唐僧評球”“唐僧的網戀”“唐僧引進股份制”等;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書》《日記》《回憶錄》《密信》《遺言》《自述》《報告》《廢話》等多種。應該說,作為舉世聞名的翻譯家、佛學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唐代高僧玄奘原本是有很多話題可供言說、研討的,只是一些人對此并不那么感興趣罷了。而我,在這種情勢下,偏要一本正經地從文學作品、歷史真實、域外尋蹤、民間傳說等多重視角,來研索唐僧玄奘的多種形象,也算得上情有獨鐘、“癡情可哂”了。

        說到形象,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心理學告訴我們,形象屬于知覺范疇;作為一種意識,形象是人們通過各種感覺器官在大腦中形成的關于某種事物的整體印象。而人物形象,則是人們對某一實實在在的人物整體印象的感知。這種感知,往往因人而異。也可以翻過來說,同是這一感知對象,在不同情況下,人們的感知也是不盡相同的。這說明了:其一,既然感知屬于知覺、意識,那么,它就必然會受到感知者主觀能動性的影響,亦即意識、觀念與認知過程的規定與制約;其二,形象并非事物(包括人物)本身,因而若想準確把握其真實性、準確性,就須精察之、慎思之、明辨之,以透過形象,探其本原,去偽存真。

        也正因如此吧,面對長期以來所形成的關于唐僧玄奘令人眼花繚亂的多種形象,才確有精研苦索的必要。

        幼年讀《西游記》,唐僧留給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僅軟弱怯懦,進退失據,在困難面前動輒驚慌流淚,而且昏庸迂腐,耳軟心活,常常誤信讒言,是非不分,敵我不辨。看上去,白面書生一般,斯文得很,說話細聲細氣,手無縛雞之力。可是,折磨起大弟子孫悟空來,卻蠻有本事,所謂“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正是由于對堅持正義,以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橫掃一切妖魔鬼怪,為取經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美猴王”,懷有無比崇敬的心情,因而,每當看到唐僧殘忍地懲治、處罰他的時候,我都遏制不住心頭的憤慨,有時竟至兩三天內,“于心有戚戚焉”。

        及長,讀書漸多,通過閱覽唐代史書、《大唐西域記》和關于玄奘法師的幾部傳記,我才了解到這位唐代高僧舍身求法的感人事跡和高尚的人格風范、偉大的精神追求,方知文學形象與歷史真實并不是一碼事,過去完全錯怪了他。

        看來,文學形象本是作家頭腦的創造性產物,表現為文本中具有藝術概括性的、體現著作家審美理想的人生畫卷。如果把整個文本所揭橥的社會內容比作一臺人生戲劇,那么,這些文學形象便是作家用以寄托情感、表達愛憎、宣示價值取向的不同角色。它們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既具有模擬、描繪現實中的對象(比如唐僧玄奘)的客觀性一面,也反映出作家思想感情的主觀性因素。由于其高度的藝術概括性、典型性,因而強化了文學形象的感染力與震撼力。

        從《西游記》中的唐僧,我又聯想到另一部文學名著中的武大郎與潘金蓮。據說,武大郎的原型,原本昂藏七尺之軀,相貌堂堂,文武兼擅;而其妻潘金蓮,也是大家閨秀,知書達理,屬于賢妻良母類型。可是,到了《水滸傳》里,卻成了兩個悲劇人物。在廣泛流傳于冀東南、魯西北一帶的民間傳說中,這對“倒霉”的夫妻有著這樣一段曲折的經歷——武大郎家貧時,曾受過一位好友的接濟。后來,這位友人遭受火災,房屋片瓦無存,無奈之下便投靠已經當了縣令的武大郎,當時心想,發跡了的武大郎,一定會重重地予以酬報。可是,公務纏身又兼賦性木訥、寡言少語的武大郎,雖也好酒好菜地招待著,卻絕口不提贊助的事。他便心里憋著一口怨氣,索性抬腿離開,另謀出路。如果只是一走了之,也就不會發生后來的事。豈料,“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當時,他氣憤不過,想要給這個忘恩負義之人以猛烈的報復,便極盡造謠抹黑之能事,編造了武氏夫婦的大量“丑聞”。光是“逞口舌之快”還覺得不解恨,于是又寫成文字,隨處張貼。這么一來,武家伉儷的丑惡形象,可就在冀東南、魯西北廣大地區傳播開了。而武大郎本人卻還蒙在鼓里,公務之暇,便全力張羅著給友人重建新房。幾個月后,友人回到家里一看,可就傻眼了。悔愧之情,如黃河決堤,在心里上下翻騰,便捶胸頓足,發瘋了一般,重循舊路,進行辟謠、更正。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入人耳,有力難拔”,再也無法挽回了。當然,關鍵還在于進入了誰的耳朵。由于謠言一傳十,十傳百,最后傳到了大文豪施耐庵的耳朵里,這下可就麻煩了。出生于蘇北興化、喜歡走南闖北的小說家,正在構思《水滸傳》的情節,醞釀著給英雄武松找個“陪襯人”,剛好聽到了這個傳說,而且兩人同姓,結果一拍即合。這樣,武氏夫婦這兩個“冤大頭”,可就背上了“黑鍋”,永世不得翻身了!

        回過頭來,再說《西游記》。

        它雖然取材于唐僧玄奘西天取經故事,但書中所描述的那位三藏法師已經被神化變形了,取經故事情節也都是小說家通過想象加以虛構的。大約從南宋年間《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開始,經過金代院本《唐三藏》《蟠桃會》,元人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等,踵事增華,敷陳演繹,唐僧玄奘就已脫離了原型;再經過明代正德、萬歷年間的著名小說家吳承恩,在這些話本、戲曲、民間傳說的基礎上,發揮高超的想象力,進行艱苦卓絕的藝術再創造,最后完成了文學名著《西游記》的創作。就是說,小說中的唐僧玄奘形象,并非歷史的真實。

        歷史上的唐僧,俗姓陳,本名祎,河南偃師縣緱氏鄉陳河村人。他出生于隋開皇二十年(一說出生于隋仁壽二年,延后兩年),5歲喪母,10歲慈父見背,13歲隨次兄在洛陽凈土寺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聰敏好學,接受傳統文化,悟性極高。在凈土寺,從師研讀《涅槃經》《攝大乘論》,達6年之久;后值戰亂,又前往四川,四五年間師從多位法師,研習大小乘經論及南北地論學派、攝論學派各家學說,學業大進,造詣日深,而且掌握了梵文。他特別欽慕東晉高僧法顯以“耳順”之年,歷時15年,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宏謨偉志;加之,熟讀各種佛經,發現各名師所講的經論互有歧異,各種經典也疑偽雜陳,真假難辨,于是,立志要親赴天竺(印度),取經求法。

        而后的人生,大體上可以分作兩段:前一段是取經。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玄奘和尚混在“隨豐就食”的逃荒民眾中離開京城長安,沿著河西走廊,西行游學求法。當時,他是偷越國境出去的,并不像《西游記》中所講的,受到皇帝的禮遇,“備下御酒,發放通關文牒,送至關外”。取經路上,玄奘“乘危遠邁,策杖孤征”,歷盡艱難險阻,經過古代中亞和南亞地區大小一百多個國家,最后到達了印度。這段行程將近3年。在中印度的那爛陀寺學習5年之后,又相繼訪問了東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最后重新回到那爛陀寺。歷時19年(一說17年,緣于對走出國境時計算上的差異),行程5萬里,返回長安,共帶回657部佛經、150粒佛舍利、7尊金銀佛像,還有許多果菜種子,為加強我國同中亞、南亞諸國的友好往來和開展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貢獻。后于玄奘40年、同樣西行取經的義凈法師寫過一首《求法詩》,在佛門中廣泛流傳。詩云:“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后者安知前者難?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后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后一段也是19年,主要是譯經、著書。回到長安后,他悉心翻譯佛學經典,共譯出《大般若經》《心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重要經典75部,計1335卷,占唐代翻譯佛經總量的一半以上。其間,他還把《道德經》《大乘起信論》譯成梵文,把中華傳統文化介紹給了印度等國。

        根據唐太宗“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指玄奘)既親睹,宜修一傳,以示未聞”的指示,玄奘法師于回國后第二年,親自口述,由弟子辯機輯錄出《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書中記錄了西游中親身經歷的110個國家及傳聞的28個國家的所見所聞,內容涉及印度等國的政治、經濟、宗教、文藝和山川、風物等諸多內容,具有頗高的史料價值。他還直接繼承了煩瑣深奧的印度瑜伽派理論,與其弟子窺基一道創立了“法相宗”(又稱“唯識宗”)。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師于玉華宮(在今陜西銅川市,當時是皇帝行宮)圓寂,享年65歲。高宗聞訊痛哭,說:“朕失國寶矣!”罷朝三日,以示哀悼。

        魯迅先生贊頌中華民族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玄奘是主要人物之一。這位唐代高僧不僅在國內備受尊崇,影響深遠,而且,世界各國尤其是印度,對于他都有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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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張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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