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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讀書方法有哪些?總有一款適合你

        姚大力

        2018年03月07日16:04    來源:解放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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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是好事,但要得其法。復旦大學教授姚大力認為,古人的讀書經驗,對于如何才能在閱讀中做到最大限度地貼近文本,從文本中挖掘出盡可能多的內在含義,在今天還是具有值得重視的啟發意義

        今天的人已經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復古人讀書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讀書經驗,對于如何才能在閱讀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貼近文本,從文本中挖掘出盡可能多的內在含義,在今天還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啟發意義。我想從六個方面,談談古人讀書的方式。它們是:誦、錄、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

        古人的背誦能力讓我們大吃一驚

        “誦”字的原意即大聲背誦。古人的背誦能力,今天看來很讓我們大吃一驚。

        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五歲時,已經能夠背誦五經。有一天,他問老師說:“從來都稱六經,為什么只讀五種?”老師回答:“《春秋》不足讀也。”這在當時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種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稱作“斷爛朝報”的評語中。可是黃庭堅說:“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據說他于是“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

        宋代江陰有一個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見地方官。在候見廳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軒驁”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兒。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問候。對方見葛君穿戴貧寒,有點看不起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葛君非常不滿意。坐了一會,他便問道:“你來見地方官,有沒有‘銜袖之文’?”這是指古代士人為求長官、前輩的賞識,在見面時向后者呈獻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沒有忘記帶著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那人素來自負,于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給葛君。葛君接過來“疾讀一過”,口稱“大好”,當即交還。不一會兒,兩人一起見地方宮。眼看談話就要結束,葛君突然說:“我這些不成樣子的文章,都被這位老兄占為己有。剛剛他呈獻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寫的。我可以當場背一遍,以作證明。”然后他就高聲背誦起來,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們都信以為真,紛紛責備那個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慚恙,得疾幾死。”

        有關葛秀才的傳聞之詞,未必完全真實。但是,當時人們的記誦能力強過現代人許多,則肯定是事實。在印刷術普及之前,更不用說在紙張取代竹帛成為最基本的書寫材料之前(此種取代之完全實現要晚至兩晉之際),也就是當人們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貴、很稀少的幾次機會能夠接觸到典籍的時候,人記誦文本的潛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了。這種能力不但在少數人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同時對很大一部分讀書人來說,它也是一種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

        證據呢?只要回憶一下唐人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所謂“焚香禮進士,嗔目待經生”,個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證據。人們對科舉的兩個主要科目的重視程度大不一樣。進士的取錄標準是文學創作的才能,所以進士科成為展示讀書人才華的主要競爭科目。考的人多,錄取難,中選者也更受社會的尊敬。明經科考的是記誦,可謂“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注”,所以被當時人看作是一條“舍精就簡,去難從易”的晉身之路。可見記誦已經變成古代士人的尋常技能。因此可以斷言,古人的記誦能力普遍地優于今天的人們。

        記誦潛力的發揮固然與典籍難求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在中國古人的讀書傳統中,記誦又遠遠超出了用以機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種方法或手段的意義。朱熹說:“讀書須成誦,方精熟”,就是這個意思。

        舉蘇東坡為例,有一個夜晚,他在《赤壁賦》中提到過的“雪堂”內,再三再四地誦讀《阿房宮賦》。每讀完一遍,即反復咨嗟嘆息,至夜深時分還不肯罷休。這就苦了在外間侍候的兩名陜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寢,他們當然也只好干等。其中一人長嘆說:“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另一人說:“也有兩句好。”先說話的這位大怒道:“你又理會得甚底?”答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來他是將杜牧的這兩句話,當作了宣泄自己怨氣的寄托。

        所以,成誦的目的,主要還不是為了簡單地復制一個文本,而是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對它加以解讀。它不是一種儲存書籍的方法,而是一種讀書的方法。

        司馬光藏書萬卷仍經常動手抄書

        “錄”就是抄書。書籍難得,靠抄書保存文本,這與記誦類似。明朝的“開國文臣第一人”宋濂,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為《送東陽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憶自己幼年的經歷說:“余幼時即嗜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為什么說“不敢稍逾約”?當時人有“三癡”的說法,其中之一便是“借書與人曰癡”。意思是借書不還的事太多,所以書不可以輕易借予人。正因為如此,宋濂不敢逾約,否則再借就難了。

        與記誦同樣,錄書也不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種讀書方法。所以古人有“一錄則勝數過”的說法,意思是抄錄一遍,其效果遠勝于從頭到尾讀上好幾遍。司馬光在位于洛陽的“獨樂園”里有一個著名的“讀書堂”,堂內藏書萬卷。但他仍然經常動手抄書。除了整篇整本地抄錄,摘錄、筆記也是通過“錄”來加深對文本理解的一種途徑。所謂“不動筆墨不翻書”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錄”的一義。

        “校”即校勘。在印刷術投入使用前,古書都曾經歷過以記誦文本和抄本形式流傳的階段,記誦或抄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有差錯,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輾轉流傳之中變得差異極大。這種情況即使在印刷書籍出現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據的底本原有差異,二是刻板印刷過程中又可能出現新的錯誤。所以古人讀書,在誦、錄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對,以便盡可能地保持文本的準確性。

        這里有兩層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錯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說來容易做來難的事情。校書如掃落葉。院子里的落葉,絕不可能一遍就打掃干凈。校書也是這樣。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異之間進行準確的判斷與取舍,更是一件顯現真功夫、硬功夫的難事。所以段玉裁曾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偽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錢大昕讀《后漢書》卷六十八《郭泰傳》,在傳文末尾處發現有七十四字“詞句不倫”,于是舉出不依前文避諱體例稱字而稱名、敘事重出、書字而不書名、詞意重沓等“四疑”,推測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漢書》中的原文。此后,人們發現了一部嘉靖年間的福建版《后漢書》,是當時根據一種宋代刊本翻刻的,這個刊本中的《郭泰傳》,果然如錢氏所言,沒有那七十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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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張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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