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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蘇聯共產黨歷史上的“告密文化”

        鄭異凡

        2015年07月21日07:59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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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密制度是獨裁統治下的產物,無論在社會還是黨內,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際關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線,這樣的社會不會是和諧社會,更不會是社會主義社會。

        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網絡圖)

        本文原載于《同舟共進》,轉載請注明來源

        告密合法化為“報告”

        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

        告密有兩種。一種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潛伏黨內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個名叫羅曼馬林諾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運動,曾任工人委員會委員、五金工會理事會書記,1910年被招募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爾什維克布拉格代表會議上當選中央委員,后又被選為國家杜馬代表。他的告密活動給布爾什維克黨造成嚴重損失。布哈林曾經覺察到馬林諾夫斯基的奸細行為,但列寧不相信,反而指責布哈林輕信流言蜚語,政治上不堅定。十月革命后馬林諾夫斯基回到俄國,奸細身份敗露,被判處槍決。這是向敵人告密的典型例子,這種人賣身投靠,已經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投敵叛變。

        另一種告密是十月革命勝利后出現的新現象,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機關介入黨內斗爭,當權者用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方式解決黨內意見分歧時,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出于愛國愛黨,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

        上世紀20年代,黨內斗爭逐漸激化。列寧生前,黨內出現分歧還可以通過爭論這種正常的方式解決。列寧患病和退出政壇之后,黨內斗爭開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寧支持的托洛茨基,與“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間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分歧。

        1923年秋,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引發銷售危機,國內出現工潮。黨內對解決經濟問題以至黨內民主問題等發生不同意見。

        1923年9月俄共召開中央全會,內務人民委員兼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在會上做報告。他提請全會參加者注意,黨內生活的停滯、黨內存在非法派別集團、任命制取代選舉制等已成為一種危險,瓦解黨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這些事實證明黨內狀況不良。為監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格伯烏早就安排其黨員以及了解情況的非黨人士充當線人,監視并密報他們的活動。鑒于工潮和黨內存在派別活動,他建議責成所有共產黨員向格伯烏報告黨內的非法派別集團。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它很快獲得了非常權力,即逮捕和不經法庭審判直接處死的生殺大權。這種情況一直延至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初期。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正常經濟活動的恢復,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列寧決定改組契卡,削減其權力。1922年初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格伯烏),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任務是鎮壓公開的反革命暴亂,從事反間諜工作,保衛鐵路和水路交通線,保衛國家邊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權,但已無處決權,案件必須移交法院審理判刑。這是把蘇維埃國家納入法制軌道的一項重要措施。

        但是這一次,捷爾任斯基卻要求把對敵斗爭的方法用于黨內斗爭,要求在黨內建立告密制度,這引發托洛茨基的強烈抗議,他堅決反對安全機關介入黨內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反對這種做法,他說:“這只會帶來害處。這會被理解為變本加厲的警察制度。我們必須急速轉向黨內民主。”

        在1925年年底召開的聯共(布)第14次代表大會圍繞告密問題展開了小小的爭論,有人公開支持告密,有人提出異議。

        聯共(布)14大召開之前,黨內出現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反對斯大林執行的方針政策。14大上以斯大林為首的多數派同“新反對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黨的10大曾通過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所以斯大林緊緊抓住派別活動做文章,指責“新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對“新反對派”的許多指控主要依據的是黨員列昂諾夫給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報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寧格勒省委書記、中央委員扎盧茨基以及其他共產黨員的談話內容。

        針對這種告密行為,列寧格勒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巴卡耶夫在發言中指出,黨內不允許告密行為,他說,“我對企圖在我們黨內扎根的那種不健康的道德作風不能泰然處之。我指的是告密行為”,這種告密行為會導致黨員互不信任,相互間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員尼古拉耶娃反對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于黨內,她說:“什么是契卡人員?契卡人員是反對敵人的武器……是反對階級敵人的。告密黨內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換意見的某些同志,這只會瓦解我們的黨……黨內的這種制度將帶來損害,它將扼殺真正的不滿,扼殺每一個會思考的共產黨員都會出現的一系列不解的問題……不應當用這種制度去斗爭,而應當依靠正確的黨內民主制度去斗爭。”

        然而屬斯大林多數派的許多大會代表都支持告密行為。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施基里亞托夫認為,就某個黨員想成立什么集團向黨的高級機關告密,這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這種說法。而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古謝夫走得更遠,他聲明:“每一位黨員都應當告密。如果我們有什么毛病的話,那不是因為告密,而是因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現政策分歧,我們不僅不得不中斷我們的友誼,而且還要走得更遠——去‘告密’。”

        “告密”一詞太露骨,實在不好聽,它使人想起沙皇時期專事告密的奸細。聰明的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議把“告密”改為“報告”。這場爭論的結果是通過“報告”的形式把“告密”行為合法化!國家安全部門被用于黨內斗爭,共產黨員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的斗爭方式,變成了黨員之間相互告密的行為。

        1927年底出現糧食和工業品嚴重短缺,商店排長隊,工人舉行集會和群眾大會要求改善糧食供應。與此同時也出現糧食收購危機,有一億多普特糧食收不上來,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動用刑法對待有糧不交的農民。“非常措施”是一種掠奪農民的手段,使農民同蘇維埃政權的關系惡化。圍繞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態化,黨內再次出現嚴重分歧。以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書記、《真理報》主編布哈林,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托姆斯基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為另一方,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和斗爭。

        《真理報》是控制輿論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實際上是同斯大林爭論。

        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緊緊盯住《真理報》不放。恰好《真理報》編輯部的一名叫B·C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給莫洛托夫寫·了封告密信,稱布哈林學派的BH阿斯特羅··夫、AH斯列普可夫、EB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擁護者從事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派別活動。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換編委會和編輯部中布哈林擁護者的根據。在新任命的副主編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編輯人員使得仍任主編的布哈林不再能決定報紙的方針了。這是斯大林在黨內斗爭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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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張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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