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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建國后險被拆 為給群眾留反面教材而幸免

        2014年09月28日09:39    來源:人民網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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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房子改造問題,小房、小墻可以拆一些,但要謹慎。馬路可以寬一些,這是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為了機動車進去。故宮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宮的目的就是為了保留一個落后的地方,對觀眾進行教育,這就是古為今用”。

        1954年毛澤東主席視察故宮時在城墻上休息

         

        毛澤東曾在四日內三登故宮城墻

        讓毛澤東動怒的張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北平圍城之時,帶解放軍干部請建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制北平文物地圖,以期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軍委給平津戰役總前委的電報,要求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區及文化古跡:“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跡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我軍只派兵保護,派人聯系。尤其注意與清華、燕京等大學教職員學生聯系,和他們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戰時減少損失。”

        1949年1月16日,毛澤東再次起草中共中央軍委關于保護北平文化古跡的電報,其中提到了故宮:“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你們對于城區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調查,要使每一部隊的首長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擊,哪些地方不能攻擊,繪圖立說,人手一份,當作一項紀律去執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首都規劃隨即展開。

        參與規劃工作的梁思成,與應邀到北京指導工作的蘇聯專家發生分歧。梁思成與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展;蘇聯專家則提出中央行政區應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并著手對古城的改建。毛澤東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墻、城樓、牌樓等古建筑開始被陸續拆除。1952年8月,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被拆除,梁思成、張奚若曾表示堅決反對。1956年5月,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學術界激烈批評。對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終導致張奚若1957年向毛澤東坦陳己見。

        毛澤東與故宮有過一段淵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就讀時的老師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1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京請愿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即住在故宮腳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澤東曾在四日內三登故宮城墻。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東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墻向東行至東北角樓轉向南,經東華門、東南角樓,到達午門,由午門城樓下城墻,回中南海。

        三次僅登城墻,而不入內

        4月20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午門內,登午門城樓,參觀設在那里的歷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下城樓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西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墻西行,經西北角樓、西華門、西南角樓,到達午門下樓離去。

        三次路線相加,毛澤東正好在故宮城墻上繞行一周。這是毛澤東到故宮僅有的三次記載,而這三次他只登城墻不入宮內。

        在城墻上漫步徐行,毛澤東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宮改建計劃?他為什么不到故宮里邊走走?其中內情無人知曉。

        毛澤東主席對紫禁城有著特殊的感情。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曾是他就學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時的老師。1919年,毛澤東同湖南人民代表團來到北京,宣傳進步,聲討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就住在紫禁城腳下的福佑寺。1949年初,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北平之前,毛澤東曾親自給解放軍將帥發出指示:“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您們務使各縱隊首長明了并確守這一點。”正因為有了這樣一道“手諭”,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保證了紫禁城免受戰火破壞。

        毛澤東不僅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一位著名的詩人、書法家,他收到過許多書畫家、收藏家、藝術家朋友饋贈的詩書畫印之類文物,但他并未將這些珍玩國寶歸為己有。他自立規矩:黨和國家領導人所收禮品,一律繳公。

        1950年,毛澤東親筆致信當時的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將友人姚虞琴先生贈送的王夫之手跡《雙鶴瑞舞賦》轉交國家。他在信中強調:“據云此種手跡甚為稀有,今送至兄處,請為保存為盼。”獲悉墨跡撥交故宮博物院后,他甚為欣慰,但不欲將自己捐獻之事過分張揚,便批復:“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陳列展覽。”

        此后,毛澤東又多次將中外友人所贈之私人禮品上繳國家。據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呂濟民回憶,1952年12月,毛澤東主席還將友人贈送的錢東壁臨寫的《蘭亭十三跋》轉送故宮。1956年,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將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陽臺帖》贈送給他,毛澤東對李白詩詞頗為推崇,面對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傳世墨跡,自然愛不釋手,但仍按規定將《上陽臺帖》轉贈故宮博物院收藏。

        1954年5月間,毛澤東在4天之內3次登上紫禁城。5月17日下午4時,毛主席來到故宮。為了不打擾游客,他只讓公安部長羅瑞卿和故宮保衛科長韓炳文兩人陪同。他們從神武門東坡道登上城樓,順著城墻向東、向南,一直走到東華門。在東華門城臺,毛澤東坐在小馬扎上休息,與大家分食橘子,同韓炳文親切交談。隨后,他參觀了設在午門城樓上的“基本建設出土文物展覽”,前后共計3個多小時,直至天近黃昏才悄悄離去。

        時隔一天,5月19日下午,毛主席又來到故宮,繼續參觀“基本建設出土文物展覽”,并對陪同人員說:“這就是歷史。”兩個小時后才意猶未盡地離去。5月20日下午,毛澤東第三次來到故宮。這次是從神武門向西走,在西北角樓留下了一幅珍貴的照片。直到晚上7時左右,才走下城樓,同大家揮手告別。

        毛澤東三登紫禁城,為紫禁城歷史留下一則難忘的往事。

        陸定一力排眾議保故宮

        (陸定一,江蘇無錫人。1945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62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長。下面是陸定一之子陸德的口述。)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墻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黨組提出《關于故宮博物院進行革命性改造問題的請示報告》,認為需要“堅決克服地廣人稀,封建落后的現狀,根本改變故宮博物院的面貌”。報告提出,多開一些東西交通便門,增辟休息地點;對故宮的宮殿建筑擬大肆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將70%以上的面積園林化等等。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報告。計劃是:“絳雪軒罩棚、養性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門、惠風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內拆除。”

        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基本完成,故宮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宮內部建設一條東西向的馬路,并將文華殿、武英殿改造成娛樂場所。”

        中宣部是主管部門之一,在中央及有關部門都表示支持、贊同的情況下,父親為此專門召開了部長辦公會,讓所有處級以上干部都參加。父親在會上公開表示反對故宮改建計劃,表示故宮就是要地廣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據查有關檔案,父親在會上表示,“我們對故宮應采取謹慎的方針,原狀不應該輕易動,改了的還應恢復一部分”,“關于房子改造問題,小房、小墻可以拆一些,但要謹慎。馬路可以寬一些,這是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為了機動車進去。故宮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宮的目的就是為了保留一個落后的地方,對觀眾進行教育,這就是古為今用”。父親還表示:“今天在座的處級以上干部都是(保護故宮的)保皇派。故宮博物院要以宮廷陳列為主(意為不能搞成娛樂場所)。”

        當時,中央聽取了不同意見,最終停止了這項故宮的改造計劃。1964年6月12日,中國文物保護協會顧問謝辰生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如果不是這次定一同志頂住,故宮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現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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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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