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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喪失的人文風骨曾經熠熠生輝

        文 | 王嘉

        2014年09月01日17:36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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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有酒 廟堂有夢》謝青桐 著,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7月出版,定價:36.00 元

        2007年的時候,《新京報》給遠在澳洲做訪學研究的謝青桐約專欄,謝青桐當時報了“士子悲歌”這個選題。他試寫了兩篇,一篇是寫柳宗元、劉禹錫的《帶著年邁的母親上路》,另一篇是寫湯顯祖的《牡丹?梅毒》。寫出來后,發現不象那么回事。在澳洲的地氣上,寫中國古代的文史,多少有點別扭,華夏故國的往事就得接了中國的地氣以后才能寫好。他不得不放棄這個選題,改成寫澳洲見聞。回國后的2009年,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剛好《出版人》找謝青桐寫專欄,謝青桐決定重拾“士子悲歌”的寫作計劃。專欄好比必須定期完成的作業,開始只是責任和契約的督促,但很快轉化為整理三千年華夏士子足跡和心跡的思想沖動。

        “士精神”就是華夏故國的風骨所在

          今天的人們無法理解,在古代中國,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群人中翹楚,帥氣、博學、豪放,這些男性魅力因素都集中于這些山林飲酒、詩情瑰麗的君子身上。他們應時代而生,卻又因時代而徘徊轉側,留下讓后人只能想象的絕代風骨。書中記載的這一系列文士們的命運,個個都歷歷在目。屈原、嵇康、阮籍、陶淵明、李白、杜甫、王昌齡、白居易、柳永、蘇軾、歐陽修、陸游、蔣捷、徐渭、侯方域……他們的正直在廟堂上得不到立足,他們的政見在朝廷里得不到重視。他們被拋棄到荒蠻野地,任其自生自滅。這群人將他們頑強而健全的生命力,從政治領域轉向了文學領域。

        今天的中國知識人,更關注的是各種短淺的切身現實利益。他們輕易被利益集團收買和豢養,被世俗權力和商業利潤腐蝕,成為權貴的依附、名利的奴隸,知識人群體全然丟棄了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思考、人格境界和監督社會、反思歷史的功能使命。他們太容易妥協,太容易切斷脊梁,華夏民族三千年人文風骨喪失殆盡,儒雅、淡泊、自然、從容——這些中國文化獨特的貴族氣質,半個多世紀來被政治運動的疾風暴雨和市場社會的急功近利滌蕩得一干二凈。當今的知識分子,一方面丟棄中華最優秀的人文遺產,一方面舍近求遠去追求異域文明中的人文因子,殊不知,那些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價值智慧在中華傳統文明的哲學和倫理中早熟而生、應有盡有。浮躁的現代知識人似乎并不明白,只有自己的文化有家底了,才能真正理解和吸取人家的好資源。

        在西方文化里,法蘭西民族把知識分子定義為良知的擔當者,而傳統的中國文化早已把士人定位于道的守望者和弘揚者,消逝的人文風骨曾經以“士精神”的面貌在華夏民族的歷史深處熠熠生輝。

        令中國讀書人夢縈魂牽的這個“士精神”幾乎就是華夏故國的風骨所在。謝青桐就是要告訴今人,特別是今天80、90后的年輕人,那個“士精神”是多么美好,多么高大上,它是一種比今天的歐美文明早熟、比今天的日韓文化先進無數倍的東方神韻,是華夏文化中本來就堅不可摧卻丟失已久的。在放眼全球、借鑒西方、推進現代化的同時,對自身文明的力量,千萬不可不求甚解和妄自菲薄,一種生生不息的正能量,就在民族史詩的內部,在我們的血液里、知識里、家國里、情愛里。它足以融匯到我們的精神驅動力中,創造優雅的文化、家園和生命形態。

        正像書中寫道的:“中國傳統知識人的性情體系是一套始終如一的精神價值系統。儒家的執著與厚重,道家的獨立與飄逸,佛禪的空靈與覺悟,千百年間,飽經憂患,遍嘗苦難,歷盡滄桑。佇立于綿綿不斷的群山之巔,回眸天下蒼生時,目光里閃爍的是儒者的仁厚、老莊的智慧和佛禪的慈悲。這低調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國知識人持久的風骨,道統與美感共存,國家與個體兼濟,政治理想與自然生命并行,濟世情懷與獨立人格同構。”

        文人士子們,無論他們呈現何種姿態,又秉持何種才情和缺陷,這些屬于古典時代的鮮活個體,一個個都極其純粹,極其飽滿,極其燦爛,他們的靈魂和心性里,共有一種“單純的高貴”,這是今天的知識分子無法具備的精神特質。這些古老中華帝國的杰出宦游者們,并非不知道功名和欲望的誘惑力,并非不知道主流和邊緣化的重大區別,但他們更有能力中正自持、從善如流,也更有能力進退自如、寵辱不驚,他們的風骨既厚重又飄逸,厚重得腳踩堅實的大地,飄逸得遠離污染的塵土。能做到這一點,是真正需要年少時讀書萬卷、修身不息、格物無窮、正心始終的,是需要強大的文化內省力的。

        有人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性情風范延續到民國,甚至更晚的時候。陳寅恪先生學術中深奧的政治關懷,是“為帝王師”的士大夫情結在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也是近代中國學術轉型艱難歷程的一個集中體現。直到晚年,陳寅恪頗有一種以韓愈自況的傾向,而韓愈那種寧可犧牲也要衛道的氣節頗為陳寅恪所吸取。但是,陳寅恪清醒地警示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這大約是謝青桐將宦游士子的范疇界定為“華夏故國”的理論來由。

        正是為了區分于當下職業化的知識工作者,區別于那些所謂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學者”、“專家”、“名流”,作者謝青桐在反復探究之后,審慎地決定在書名中使用“知識人”這個概念。在“公知”、“文人”、“教授”等語匯都普遍被污損的時代環境下,“知識人”這個詞中性、平實而低調,不讓人反感,不令人生厭。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人”被界定為是“華夏故國”范疇中的,這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更是一個文化的范疇,是一個允許文人士子在廟堂和江湖之間任意宦游的古典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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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楊簫含、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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