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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佛教文化的獨特性

        洪修平

        2014年08月28日08:34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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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主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佛教產生于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后,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中國人根據中華文化發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獨特的佛教理論,而且使佛教從中國傳播到了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這里提到了“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那么,中國佛教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其形成與佛教同中國文化的融合發展之間是什么關系?筆者認為,中國佛教文化的特色是由中國文化的獨特性造就的,因而從中國佛教的視角也能來觀照中國文化的獨特性。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經歷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最終完全融入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成為其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國佛教既繼承了佛陀創教的根本情懷和基本精神,同時又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生成了它鮮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點和文化精神。中國佛教的特點表現在不同的方面,例如“農禪并重”就是中國佛教在小農經濟的中國社會中形成的不同于托缽化緣的印度佛教的鮮明特點。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中國佛教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形成了以融會般若性空論為特色的心性學說,彰顯了印度佛教中將人的內在心性作為解脫之道的思想。這種思想的理論表達因與印度佛教的根本教義“無我”說不合而在印度佛教中并未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它與中國傳統的靈魂不死觀念和儒家的心性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歡迎,從而在中國佛教思想中占據了主流地位。二是肯定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鼓勵每個人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解脫,這與儒家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都將主體自身的為善去惡作為道德完善和人的本質實現的基本條件是一致的。儒家的人性論思想及其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對中國佛教這一特點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三是重“頓悟”的直觀思維方式,這與中國道家所倡的重直觀、重體悟的思維方式不謀而合,因而在中國佛教中成為主流。四是崇尚簡易性。佛教傳入中國后,其理論和實踐雖然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在中國得到最廣泛流傳的卻是印度佛教中所沒有的禪宗和凈土宗,而這兩個宗派都以理論的簡要和修行方式的簡易為特色,這特別適合了中國普通民眾的需要。五是對傳統思想文化的調和性。佛教傳入中土,以“隨機”“方便”為理論依據,努力調和與儒、道等思想的矛盾沖突,不斷援儒、道等傳統思想入佛,從而形成了它顯明的調和性的特點。六是佛教內部的融合性。印度佛教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區別,傳入中土后,又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了不同的學風或學派宗派,但中國佛教通過各種“判教”而對佛教內部各種理論學說進行了調和與融合。七是禪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國佛教的方方面面,影響到教、凈、律各派的發展。八是中國佛教與社會政治和倫理有密切的關系,這顯然與中國王權政治力量強大和宗法倫理影響深遠密切相關。

        佛教一向以高超的思辨和深邃的思想著稱于世,以至于有“哲學的宗教”之稱。博大精深的佛學傳至中土后,經與儒、道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文化融合發展,形成了中國佛學思想和中國佛學的獨特精神。中國佛學的精神表現為圓融精神、倫理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實踐精神等多個方面,其中圓融精神、倫理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中國佛學精神的最主要方面。

        中國佛學圓融精神的主要內涵,表現在中國佛教的儒佛道三教融合思想、“立破無礙”“會通本末”等判教思想,以及中國佛教“三諦圓融”等理論學說等方面。中國佛學的倫理精神則在中國佛教倫理的善惡觀、戒律觀、修行觀和孝親觀中均有具體體現,特別是中國佛教對孝親觀的強調,成為中國佛學倫理精神融合吸收儒家倫理精神的突出表現。例如宋代禪僧契嵩繼承了儒家以孝為天經地義的觀念,認為孝道是天下之大本,在戒孝關系上,他提出了“孝名為戒”“孝也者,大戒之所先”的觀念。同時,他還強調佛教對孝道的拓廣和深化,認為佛教的戒殺不僅孝順現世的父母,而且把對父母的孝順推及一切有情眾生(按照佛教的輪回理論,其他眾生可能是前世父母轉世),這種將孝道推及有情眾生的思想,實際上又發展了儒家的“仁愛”觀,體現了佛教的慈悲精神。

        中國佛學的人文精神是最值得關注和加以強調的。印度佛教本是強調出世解脫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從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其立論的基點是對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價值判斷。但佛教的終極理想,仍然是為了追求永超苦海的極樂,其業報輪回觀念中也透露出了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人生永恒幸福的積極意義。只是這種積極意義在印度佛教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彰顯,但它在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和人生的氛圍中卻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中國佛學的人文精神突出地體現在禪宗和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中。禪宗是中國化最為典型、也是對現實的人及人生給予最多關注的一個宗派。禪宗一方面破除對佛祖等外在權威的迷信和崇拜,強調每個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將解脫理想融化于當下的現實人生之中,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貫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飯之間,主張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強調凡圣平等、人佛無異和自然任運、自在解脫。禪宗以人性解佛性,把抽象神圣的佛性拉向人們當下本善的智慧心,它所說的“修行”實際上就是人的自然生活本身,而它所說的“佛”,實際上也是指那種內外無著、來去自由的“解脫人”。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逐漸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倡導發達人生、參與世間事業、建設人間凈土。

        中國佛教的圓融精神是外來佛教適應中土社會文化環境過程中調和佛教內部及其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之間關系的產物,倫理精神特別融合吸收了與中國傳統宗法社會相適應的儒家世俗倫理,具有宗教倫理與世俗倫理相結合的特征,人文精神則融合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現實社會人生的精神特質,從而使出世的佛教融入了更多的關注現實人心、人生、人間的思想內容。

        佛教雖有“哲學的宗教”之稱,但它畢竟是宗教,信仰無疑是其最核心的內容,對人能夠覺悟成佛的信仰構成了佛教的本質特征。但佛教與一般宗教的重要不同之處在于,它的解脫是“慧解脫”,佛教的全部學說,都是圍繞著如何通過信奉佛法而修行從而獲得智慧實現解脫這一根本目標展開的。中國佛教在信仰方面有三個特色也值得注意:

        一是三世輪回的善惡報應論。“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佛教正是通過三世業報輪回說而把人們引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以追求永超苦海的解脫。這種教義與中土原有的“天道福善禍淫”“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善惡報應論認為父母作善惡、子孫會受報,以及賞善罰惡乃“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即有外在的力量或主宰不同,佛教強調的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輪回的業報,且“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即業報乃是“自作自受”,沒有外來的賞善罰惡者,這種教義經東晉慧遠“神不滅論”和“三報論”等融會中印思想而形成的天堂地獄那一套輪回報應說,成為中國佛教的基本信仰。這種信仰蘊涵著中國佛教的獨特精神,即強化道德行為的責任感、每個人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表明,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需要我們深入挖掘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文化內蘊的積極文化精神并進行適合現代需要的創造性轉化。

        二是佛菩薩崇拜。由于中國傳統宗教有著神靈崇拜的悠久歷史,當人們用傳統的宗教觀念去理解并接受佛教時,就會把佛教視為神仙方術的一種,認為佛陀能分身散體,飛行變化,通過祭祀能向佛陀祈求福祥,這具體表現為延續至今的民間的菩薩信仰和燒香拜佛活動。在中國,四大菩薩(文殊、觀音、普賢、地藏)及其顯靈說法的四大名山(五臺、普陀、峨眉、九華)幾乎家喻戶曉,其中觀音菩薩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發展到后來,觀音菩薩不僅救苦救難,而且還會顯靈送子、有求必應,因而在民間更受到了普遍的信仰,既表達了對生活的美好愿望,也體現了中國傳統宗教和哲學都以現世現生的生存與幸福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中國文化的獨特精神。

        三是人的解脫即心的解脫。中國佛教與儒、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它們分別在經國、修身和治心方面發揮各自獨特的作用,如古人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雖然這種區分只是相對的,因為三教在歷史的演變中往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性,但中國佛教在印度佛教強調人的解脫即心的解脫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人心、佛性和解脫做了特別的發揮,從而創立了禪宗這一“心的宗教”。禪宗也稱“心宗”,傳禪也稱“傳心”,解脫的境界就是心的開悟。并由“唯其心凈,則佛國清凈”發展出了人間佛教和建立人間凈土,從而為佛教更好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總之,中國佛教文化的特色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形成,而透過對中國佛教平等慈悲、仁愛眾生、心性解脫、圓融無礙等文化特色的了解,我們也可以窺見包容守中、和而不同、人文關懷等中國文化的獨特性。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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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張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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